《管子》强调敛财一定要注意技巧。
到底该怎么做呢？管仲给齐桓公讲了一些天文知识：“地震和风暴都是瘟疫的预兆。如果天枪星出现在某个国家的分野，那个国家的国君就要受辱。出现彗星，就是战争的预兆。这是有前例可循的，当初浮丘之战，天上就出现了彗星。”
先简单讲一点古代天文学的知识背景。今天普通人的星象知识都是西方的黄道十二宫系统，按生日定星座，每个星座都有对应的性格特点和运势。但是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完全没走这条路，而是成为统治者的专属学术，各地天文台都是中央直属机构，星象和普通人的个人命运完全无关。天空的分区是所谓三垣（yuán）二十八宿（xiù），二十八宿各有对应的地理范围。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是大家熟悉的古文，文章开头说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；星分翼轸（zhěn），地接衡庐”，滕王阁在江西南昌，南昌对应的星宿是翼和轸，这就是“星分翼轸”的涵义。如果翼和轸这两个星区出现彗星，就预示着南昌地区要发生战争了。
现在，齐国对应的星区出现了彗星，所以管仲告诉齐桓公：“您发财的机会来了。”
怎么发财呢？管仲对齐桓公说：“请您下令召集功臣世家，还要对全国发布号令说：‘彗星出现啦，看来我要出兵讨伐敌国啦，所以，请储藏有粮食和布匹的人家不要自由买卖，要给国家平价收购。’这样的号令一出，功臣世家和人民群众都会把粮食和财物献给国家的，帮助您完成大业。”这种办法，用《管子》的原话来说，叫做“乘天灾而求民邻财之道”，翻译过来就是“利用天象来敛财的办法”。它的底层逻辑是：制造紧张感来提高凝聚力。
这样的办法之所以行得通，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，那就是各级官员、贵族和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国君有足够的认同感。如果认同感不足，自觉性就不足，钱就不容易收得上来。这也是为什么统治者要大力宣传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”的缘故。
齐桓公其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他问过管仲：“大夫们都把钱包捂得紧紧的，宁愿粮食烂掉，也不肯拿出来救济穷人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管仲回答说：“您把城阳大夫找来，骂他一顿就好。”
齐桓公问：“可我骂他什么呢？”
管仲说：“您就这么骂他：‘你的小老婆穿着绫罗绸缎，家里的鸭子和鹅吃的都比穷人好，但你的同胞都进不了你的家门，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。你这样做能算是对我忠心吗？你不要再来见我了。’您这样骂完他之后，再取消他的爵位，封起他家大门。这样一来，那些功臣世家都会争着拿出财物救济穷人。”
齐桓公和管仲之所以要救济穷人，并不真的出于菩萨心肠或者什么荣誉感和责任心。如果仅仅是救济穷人，他们是不愿做的，他们的重点其实是“劫富济贫”，“劫富”比“济贫”更重要，甚至很多时候“济贫”只是“劫富”的手段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一个人有钱就会有势，财大就会势大，就会形成自己的号召力和向心力，分散掉国君的权力，机会合适的话甚至可以篡位。
在真实的齐国历史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一个姓田的外来家族越来越有钱有势，还特别讲文明，懂礼貌，充满爱心，爱做慈善事业，全国人民都喜欢他们。结果田家人顺利篡位，窃取了齐国的政权。这种事往好处说就是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，往坏处说就是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”。
对于统治者来说，老百姓的死活并不十分重要，至少没有自家权力的稳固性来得重要，所以执政的最高原则永远都是维护政权的稳定性，力求把一切潜在的威胁都扼杀在摇篮里。《管子》很清楚这个要领，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大原则上给出了两句名言。第一句是“利出一孔”，也就是说利益的来源只能有唯一的渠道，第二句是“予之在君，夺之在君，贫之在君，富之在君”，也就是说任何人的祸福利害必须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心愿，只有这样，才会“民之戴上如日月，亲君若父母”，老百姓把统治者当成太阳和月亮一样崇拜，当成亲爹亲妈一样依赖。
我们已经知道《孟子》是民本主义的极致，它的对立面正是《管子》这套逻辑，这可以说是君本主义的极致。统治者要想安安稳稳地治理天下，就要掌握好对天下人生杀予夺的力量。怎样掌握呢？要双管齐下，既要使自己更强大，还要使别人更弱小，也就是所谓国富民穷。这里的要点是：弱小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，不能太弱。具体来说，统治者既不能让人民太富裕，也不能让人民太贫穷，更不能容忍贫富分化。这个限度，拿捏起来还真是有点微妙。
治国理想的状况是：国家有十年的粮食储备，但老百姓还是缺少口粮；君主垄断着盐铁利益，但老百姓还是缺少财用。
这种论调在今天看来很反常识，但管仲自有他的道理：只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被国家控制着，老百姓就必须各尽所能从统治者那里换取必需品，否则就没法生活。统治者凭借着国家的富足来控制百姓的匮乏，以富制贫，所以人人都要依附于统治者。人要有饭吃才能活着，要有钱花才能购买日用品，而擅于治国的君主会操纵钱币来控制粮食的生产和流通，这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民力。
大家一般都以为法家代表作《韩非子》最会教统治者使坏，其实比起《管子》，《韩非子》都算温和派。历史上一些血汗工厂的管理方式就暗合于《管子》的教导，首先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，给他们的待遇一概维持在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水平，工厂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任何规章制度来赏罚任何人，让他们对自己既爱又怕，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的劳动力。
对于这样的统治者，大家怎么爱得起来呢？当然爱得起来，这一方面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缘故，一方面得益于管理技巧。管仲是这样说的：“人都是趋利的，你给他好处他就高兴，你抢了他的东西他就生气。以前的统治者就懂得这种人情世故，所以每次给老百姓好处的时候，就大张旗鼓地宣扬，而剥夺他们利益的时候，就做得不着痕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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